壹、本案爭點：
查本案所以發生爭議，應係部份董事認為該次董事會決議召集程序存有瑕疵，因而對於該次董事會決議效力有所爭執。基此，本案所應探究者，當係召集通知不符法定召集期間，以及召集通知未清楚詳載決議事項，是否因而影響董事會決議之效力。
貳、對於本案爭點之見解：
本案董事會召集期間固已違反公司法第204條規定，召集通知書亦未詳載融資案之具體內容，惟該次董事會決議效力是否具有瑕疵，應就個案具體情事判斷，是否足使董事會無法依據商業經營判斷法則形成決議，亦即個別董事是否因召集期間過短而無法行使職權，或因召集通知書未詳載議案具體內容，而無法於董事會決議過程依據充分資訊做成判斷。實務上就董事會召集期間或有認為強制規定者，或有認為訓示規定者，惟將召集程序予以機械類型化之思考模式，恐將無法適用於具體個案而達公司治理之目的。
ㄧ、公司法之規定及實務見解：
按「董事會之召集，應載明事由，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。但有緊急情事時，得隨時召集之」，公司法第204條訂有明文。惟就該條規定究係訓示規定或強制規定，違反該條規定之董事會決議效力為何，學說及實務上並無一致之見解。而目前最高法院業有判決初步認為，董事會為公司之權力中樞，為充分確認權力之合法、合理運作，及其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，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集程序、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律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應認為當然無效。則董事會若無緊急情事而未依公司法第204條規定於開會前七日通知上訴人，其召集程序違反法律，所為決議無效(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925號判決參照)。
二、董事會之存在目的以及其功能：
關於本件案例之處理方式，首應論究董事會之存在目的以及其功能，並就系爭案例是否妨礙其存在目的以及功能，或者其妨礙之程度，藉以論定該次董事會決議之效力。首先從法學領域觀察，公司法人乃法律擬制的實體，而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，則係決定經營策略並予以執行之執行機關。惟就經濟學的角度，若以Coase的交易成本理論予以觀察，則公司存在的目的乃在於降低交易成本，並使投入資本所得獲致之價值極大化，藉由經營者支配資源而節省生產過程中的成本。而在股份有限公司中，董事會即扮演經營者的角色，其存在目的及功能，則係支配公司資源降低各項生產成本，而使公司價值極大化。惟在董事會支配資源的過程中，卻不免因人類行為的自利動機而發生圖利或怠惰的問題，此即公司治理理論及機制所要處理的代理成本問題。
三、商業經營判斷法則：
英美法上經營者忠實義務(Fiduciary Duty)的概念，其實質內涵包括忠誠義務(Duty of Loyalty)以及注意義務(Duty of Care)。前者乃指經營者應以公司利益為依歸，不得為自己或其他第三人謀取利益(例如利害關係人交易或掠奪公司商業機會)；後者則指經營者所應負之注意義務，必須在做出經營相關決定前，盡力獲取並參考充分資訊。此外，美國法制在實務上亦發展出商業判斷法則(Business Judgment Rule)，亦即對於公司董事任職期間所為商業行為，果若符合一定要件，縱使事後造成公司損失，仍可主張免責。藉此驅使經營者勇於任事，無畏於需對商業經營風險所致損失負責。而依美國司法實務，其成立要件乃董事行為必須符合下列五項要件：１•商業性決定(a business decision)、２•無利害關係並具獨立性(disinterestedness and independence)、３•善盡注意義務(due care)、４•符合交易慣行(good faith)、５•未濫用裁量權(no abuse of discretion)。惟若有詐欺不法行為或浪費公司資源的違約行為，則不得主張適用商業判斷法則。
四、我國公司法規定與董事忠實義務之調和：
就我國公司法之實定法制而言，由於制訂初始對於商業法制認識尚未成熟，復以歷年修正過程並未從經濟效率角度加以考量，以致部分規定流於僵化形式而未深究其制度目的。就董事會之功能、職權、召集程序以及決議方法而言，在將來修法或實務運作上，應可參考經營者忠實義務，而以經濟理論分析法律制度之效率，俾利達成降低成本、發揮資本效率的制度目的。基此，關於監督董事會行使職權之相關程序規定，實定法目的乃在於將相關監督機制法制化，而致降低公司股東之監督成本。惟若未從經濟效率角度予以思考分析，或將導致無法降低代理成本，反而大幅提高董事會運作的無謂成本。就本件案例而言，現行公司法規定僅係僵化制定「七日通知期間」、「召集通知應載明事由」，惟若董事會召集程序形式上遵守該等規定，但實質上卻無法讓個別董事獲取充足決策資訊，顯係流於形式監督而無法使董事會確實發揮功能。反之，董事會召集程序雖違反該等規定，但個別董事實際上均得平等參與董事會，並已獲取充足決策資訊，僅係基於其他目的而對董事會決議效力提出質疑(無論是自利或對於經營方針的歧異)，若遽予認定為強制規定而否定董事會決議之效力，反將增加公司召集董事會之經營成本，而與公司法立法目的背道而馳。
五、結論：
綜上，董事會成員能否獲得充分資訊以供作成決策，誠屬個別董事能否主張善盡注意義務，並援引商業判斷法則主張免責之重要要件。換個角度來說，個別董事得否獲得充分資訊並作成正確決策，亦係公司經濟價值得否極大化之重要關鍵，亦係公司股東甘願忍受代理成本的原因。因此，本案就實定法而言，或有系爭規定究屬強制規定或任意規定之爭議。惟管見以為，若從公司治理角度予以探討，應就個案具體情事加以判斷，是否足使董事會無法依據商業經營判斷法則形成決議，亦即個別董事是否因召集期間過短而無法行使職權，或因召集通知書未詳載當次決議內容，以致個別董事因資訊缺乏而無從表示意見。就本案而言，雖有召集期間違反公司法第204條規定之情事，復有召集通知未詳載決議內容之爭議。惟個別董事若均有充分時間得以準備參加董事會，而該次提交決議之融資案內容非屬繁複，或已經由其他管道而使個別董事均得獲取據以判斷之充分資訊，則個別董事均有平等參與董事會決議之機會，並已享有充分資訊，應認該次董事會決議為合法有效。反面言之，假若董事會召集通知遵守法定期間，並於通知上詳載融資案具體內容，惟事後證明該次董事會係趁部分董事無法及時與會而故意召集，或雖於通知上詳載具體內容卻故意隱匿部分資訊，而使個別董事喪失參與董事會決議之機會，或無法對於決議事項獲得充分資訊，則應認該等董事會決議效力具有瑕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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